1941年前后，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最困难的局面，不仅面临着日寇的蚕食、封锁，还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反共摩擦。

此时，鲁艺仍旧坚持“正规化”、“专门化”的教学思想。音乐系排练了学院派十足的音乐会，戏剧系连续不断的舞台大戏，受到一些前线同志和老百姓的批评和不满。延安文艺界出现的一些争论也引起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注。

1942年春天，毛泽东广泛邀请文学界和艺术界人士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与此同时，还与鲁艺党员教师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毛泽东以他和凯丰的名义向数十位文艺界人士发出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

从5月2日到23日，召开了三次座谈会，在中央办公厅会议室召开。座谈会上文艺家们畅所欲言，有激烈的争论，也有轻松愉快的时刻，会议期间充满了轻松民主的气氛。毛泽东在5月23日晚做了总结发言，也就是此后发表的《讲话》的重要内容之一。他把文艺的问题归结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他的讲话形象生动、条分缕析，文艺家们经过学习逐渐统一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