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前後，國際形勢風雲突變，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面臨着最困難的局面，不僅面臨着日寇的蠶食、封鎖，還遭到國民黨頑固派軍隊的反共摩擦。

此時，魯藝仍舊堅持“正規化”、“專門化”的教學思想。音樂系排練了學院派十足的音樂會，戲劇系連續不斷的舞臺大戲，受到一些前線同志和老百姓的批評和不滿。延安文藝界出現的一些爭論也引起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關注。

1942年春天，毛澤東廣泛邀請文學界和藝術界人士座談，聽取他們的意見，與此同時，還與魯藝黨員教師開誠佈公地交換意見，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毛澤東以他和凱豐的名義向數十位文藝界人士發出參加文藝座談會的請柬。

從5月2日到23日，召開了三次座談會，在中央辦公廳會議室召開。座談會上文藝家們暢所欲言，有激烈的爭論，也有輕鬆愉快的時刻，會議期間充滿了輕鬆民主的氣氛。毛澤東在5月23日晚做了總結髮言，也就是此後發表的《講話》的重要內容之一。他把文藝的問題歸結爲“爲什麼人”和“如何爲”的問題。他的講話形象生動、條分縷析，文藝家們經過學習逐漸統一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