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怡知道了曾经的恩人就是现在“四分钱”事件的制造者，同时也了解了冯宁走投无路的现状。就在冯宁准备离去时，陶怡叫住了他。 河口工业园区在接到市委的文件后，无奈停止了“四分钱”的奖励制度，工效立即下降。许多干部不理解这一决定去找余涛。 陶怡把冯宁带回了自己住的地方，请求房东老太太也租一间房子给冯宁。 面对下降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工效，余涛去市委找宋梓南理论。余涛的话引起了宋梓南的高度重视，他找来唐惠年，让其帮助写一份内参上报中央。 还在北京等待通讯部批复程控电话设备的周副市长接到市委让 其速回特区的电话，向正在特区视察的首长当面汇报。首长视察后做出了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的特区工作准则以及针对通讯问题的专门批示，特区的通讯问题在政策上终于得以解决。 陶怡带着冯宁到中英街进货，并利用冯宁的退伍军人身份顺利的把一批货物混过关。 经过雷伴武耐心的解释，外商终于理解了特区的难处，双方就通讯设备一事达成共识。特区终于告别了老式的人工接转摇把式电话，开始了程控电话时代；余涛的奖励制度也终获批示，工业园的工效全面飘红。然而宋梓南却在这过程中意识到了另一种危机，他跟余涛提出，应该由全国人大来制定一份明确的适用于全国的特区法规，余涛表示赞同。 特区准备从国湖区着手开始进一步深化改革，可四亿元的启动资金却难倒了市委领导，为此宋梓南给了周副市长一个字——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