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詩萍帶小悅去監獄探視了夏志遠。她事先囑咐小悅，不要把奶奶的死訊告訴爸爸，如果爸爸問起來就說老人腳壞了不能來。小悅是個懂事的孩子，見了爸爸故意裝出笑臉。夏志遠惦記着老母，不停向孩子詢問奶奶的情況，小悅終於裝不下去了，伏在爸爸懷裏失聲痛哭嘴裏卻依舊在騙爸爸：“奶奶她……腳崴了……” 汪詩萍領着小悅見了監獄長，對他介紹了小悅和奶奶的情況，希望獄方能考慮小悅的情況爲夏志遠減刑。監獄長告訴汪詩萍，夏志遠在獄中表現很好，不久就可出獄了。汪詩萍從監獄長口中還知道了夏志遠入獄的緣由，對他的不幸深表同情。原來，夏志遠是因爲工作失誤而入獄的，一位員工的抽菸點燃一場大火，把廠長送進了監獄。 魏革命還是耐不住寂寞，白天在家裏呆不住，便抱着孩子走東家串西家。有一回走樓梯不小心摔了，雖說摔了自己保護了孩子，可孩子的父母還是把他辭了。人家後怕呀！汪詩萍問魏革命要不要再找一個人家，魏革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子，不敢了。 “有事你就說”的承諾喚起了居民對社區的注意，一部分人對社區日益重視了。汪詩萍趁熱打鐵，組織成立了一支義務巡邏隊，讓享受“低保”人員戴上袖章上崗巡邏。魯青社區漸漸有了人氣。 一位老人走進汪詩萍的視野，他就是孫教授。老人從汪詩萍身上看到了希望，主動參與社區工作。他要求給汪詩萍當“零薪主任”，只幹活不拿錢。受孫教授的影響，魏革命也向汪詩萍報到了，主動要求當一名信息員。 汪詩萍和吳金陵參加了社區主任短期培訓班。民政局長李一民親自講課，介紹了國內先進地區的經驗，要求各社區進一步完善民主議事機構。李一民還向大家通報了一個信息：公安部門正在研究警力下沉問題，用不了多久警務就要進社區。與百姓生活相關的其他政府部門，如衛生、文化、體育等，也將逐步進入社區，零距離爲居民服務。 從培訓班回來，汪詩萍產生一個想法：組建社區事物議事會。因爲居民俗稱居民代表會議爲“小人大”，所以汪詩萍就把議事會稱爲“小政協”。謝保芳管盈利等人聽到這一消息，做了一些消極宣傳，說汪詩萍巧使喚人，目的是拉大家做擋箭牌。雖說經過孫教授、魏革命等人的積積奔走，但大家對成立“小政協”的熱情去不高，社區圈定了一些理事人選，爭求個人意見時沒幾個人願意幹，說法大致相同：白搭工夫開會又不給錢，沒意思，不多操那份心。 汪詩萍心裏很急，她不知道居民們什麼時候才能真正把社區當成自己的家。孫教授勸汪詩萍不要急，他說眼下應該致力於培養居民的集體觀念，他認爲集體觀念是民主意識生長的前提。孫教授建議汪詩萍先組建個秧歌隊扭扭秧歌，用這種辦法組成一個集體，漸漸讓大家相識、相知、相愛。 汪詩萍採納了孫教授的建議，立即着手成立秧歌隊。她首先想到了謝保芳，想讓她出任秧歌隊隊長。她把自己的想法說給吳金陵，讓她動員謝保芳出山，吳金陵卻堅決反對，不與謝保芳搭話。汪詩萍只好自己去找謝保芳，那謝保芳只有拆臺的心思，自然是回絕了。聲稱自己是藝術家，不搞那低俗玩意。 與謝保芳相反，另一個女人卻主動要求當秧歌隊隊長，這人就是剛進城不久的農民、中年寡婦楊桂花。汪詩萍沒有不答應的道理，楊桂花便當上了秧歌隊隊長，日後又勾引阮柔去敲鼓，漸漸引出一樁風流韻事來，此乃後話。 李一民帶來了兩名記者，採訪和總結魯青社區“有事你就說”的服務理念和經驗。李一民發現汪詩萍身邊多了一個小女孩兒，得知詳情後建議汪詩萍把孩子送到兒童福利院。小悅知道後抱住汪詩萍的腿哭了，說她不離開王阿姨。汪詩萍打消了李一民的念頭，並請求他爲孩子聯繫一個好學校，孩子該上學了。李一民滿口答應。 秧歌隊滾雪球一般壯大起來。楊桂花見兵強馬壯了，便要提升秧歌隊層次，於是找劇團鼓師阮柔來秧歌隊打鼓。阮柔不敢貿然答應，先請示謝保芳，謝保芳說社區的事咱一概不參加，不能給汪詩萍擡轎。 楊桂花搬不動阮柔，就請汪詩萍發令。汪詩萍請魏革命做阮柔的思想工作，魏革命連損帶罵外加勸導，那阮柔就仗着膽子來了。 謝保芳爲阮柔打鼓的事發了一頓威，那阮柔權當聽不見，愣是不吱聲，謝保芳也就不再計較。有一天，謝保芳支使阮柔給她燒洗腳水，阮柔表現得很不耐煩，這讓謝保芳好生奇怪——這軟蛋爺們咋還長脾氣了呢？ 爲此，謝保芳夜裏失眠了。這一失眠不要緊，偏偏就聽到了阮柔說夢話，笑嘻嘻地叨咕“桂花”。謝保芳由此獲悉重大敵情。第二天，她悄悄地去看秧歌，發現阮柔不打鼓了，和楊桂花扭成了一副架，更有甚者，兩個人還時不時地飛眼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