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的楊尚昆告訴劉少奇，蘇聯清黨的形勢確實非常嚴重，前段時間瞿秋白的弟弟對清黨的方式表現抗議，結果第二天就失蹤了。所以他做爲中國代表，說話要講究策略，不能再幹這種讓共產國際下不來臺的事情。

劉少奇在走廊過道看到格里涅夫將明天會議的俄文材料拿給各國代表學習討論，大家對此非常不滿，格里涅夫索性說根本沒指望他們發表意見，劉少奇氣憤不過，當面指責格里涅夫做爲共產國際代表，沒有一視仁對待每個國家和代表的委員，執行大國沙文主義，與馬列主義背道而馳，不是一個蘇維埃共產黨人應該有的品質和修養。與會代表用熱烈的鼓掌表達對劉少奇言論的認同，洛佐夫斯基在辦公室門口看到了這一幕。

上海的王明找到何寶珍，告訴她說，黨中央安排劉少奇出任江蘇省委書記，在他沒回國期間，由自己代理工作，他讓何寶珍勸勸劉少奇不要在莫斯科和共產國際頂牛。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這次會議在共產國際代表的一手策劃下，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的王明等人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提出一系列“左”傾的觀點，開始了長達4年之久的“左”傾錯誤路線的統治。

洛佐夫斯基和格里涅夫晚上到劉少奇宿舍找他喝酒，他們祝賀劉少奇當選爲政治局候補委員。洛佐夫斯基稱他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是語言障礙，劉少奇坦言問題的關鍵不是語言而是思維方式，他們的頭腦裏有習慣勢力和大俄羅斯主義，自以爲可以凌駕於其它民族之上。劉少奇的話激怒了洛佐夫斯基，他索性直接表明來意，不希望劉少奇在即將召開的共產國際會議上發表不同意見。劉少奇則堅持要在會上實事求是地把中國的實際情況講出來，格里涅夫警告他好自爲之，不要帶着亞洲和拉丁美洲一起鬧事。

周恩來給何寶珍捎來了劉少奇的來信，信中劉少奇表達了對妻兒的深切思念之情，他知道自己在莫斯科的時間不會太長了，但對做過的事無怨無悔。他現在意識到共產黨人的品質和修養不只是中國黨員存在的問題，在共產國際裏也有，決定用最真誠最實事求是的精神在書中論述這個問題。

共產國際議上，曼努伊爾斯基讚揚了中國革命的大好形勢，劉少奇做爲中國代表發言，指出曼努伊爾斯基對中國共產國際的形勢估計過於樂觀，國內城市的工人運動遠落後於農民運動，而且黨中央在重要時刻犯了嚴重的右傾主義錯誤。會後，洛佐夫斯基暴跳如雷，指責劉少奇公開挑戰共產國際的權威和領導，是嚴重的右傾主義錯誤，必將受到嚴厲的批判。他很快向斯大林提交了對劉少奇政治訴訟的申請。

1931年，日軍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劉少奇擔心國家安危，申請馬上回國參加戰鬥。洛佐夫斯基最終同意劉少奇返回中國，但將寫有劉少奇“右傾機會主義”問題的信一併郵寄回了中國。

賀恕妻子因組織不安排工作心裏苦悶借酒消愁，她告訴何寶珍，今天是他們第一個孩子的忌日，他們前前後後丟了五個孩子，被敵人活活殺死了四個，最後一個也迫不得己送給了老鄉，至今生死不明，他們爲革命事業做出了這麼大的犧牲，黨組織卻不信任他們，至今不給分配工作。何寶珍安慰她說中央正處在危機中，前不久出了向忠發、顧順章兩個叛徒，王明也不知躲在了哪裏。賀恕妻子氣憤真革命太難了，像劉少奇一次次被戴帽子，一次次被免職調任，何寶珍也傷感起來，二人喝起了悶酒。

劉少奇回國前，向在莫斯科的李立三辭行，李立三一直在共產國際做檢討，他自知愧對劉少奇，更自責因自己錯誤的策略導致大量的同志犧牲，劉少奇鼓勵他振作起來，他堅信二人終會並肩戰鬥。委託李立三代替他參加共產國際的會議，李立三對劉少奇的寬容深表感激。

劉少奇回國後，上海的中央對於劉少奇職位的安排有所顧慮，但考慮再三，還是保留了劉少奇政治局委員及職工部長的職位。王明還安排給劉少奇換大房子住，並找孃姨幫帶孩子。

日本海軍陸戰隊在1932年1月28日夜對上海當地中國駐軍第十九路軍發起攻擊，十九路軍奮起反擊。上海戰鬥異常激烈，劉少奇一回國便投入了這場血戰，他安排賀恕發動羣衆用鐵皮盒子自制手雷支援十九路軍。黨中央卻在此時指示劉少奇立即發動罷工運動，開展鬥爭。劉少奇考慮當前形勢和實際，決定組織發動滬西區的工廠罷工，並在工人中建立情報隊，幫助十九路軍掌握街道、樓宇、各處制高點和收集各地的敵情。他強調這次運動既是階級鬥爭也是民族鬥爭，要建立與各級愛國人士廣泛聯繫。很快，中央要求將共產國際《罷工與作戰》的小冊子印發學習，劉少奇認爲，這冊子講的是赤色政權如何滲入黃色政權，這與中國的實際國情毫不搭界，而且與現在的戰爭形勢也是格格不入，他決定不印不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