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的杨尚昆告诉刘少奇，苏联清党的形势确实非常严重，前段时间瞿秋白的弟弟对清党的方式表现抗议，结果第二天就失踪了。所以他做为中国代表，说话要讲究策略，不能再干这种让共产国际下不来台的事情。

刘少奇在走廊过道看到格里涅夫将明天会议的俄文材料拿给各国代表学习讨论，大家对此非常不满，格里涅夫索性说根本没指望他们发表意见，刘少奇气愤不过，当面指责格里涅夫做为共产国际代表，没有一视仁对待每个国家和代表的委员，执行大国沙文主义，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不是一个苏维埃共产党人应该有的品质和修养。与会代表用热烈的鼓掌表达对刘少奇言论的认同，洛佐夫斯基在办公室门口看到了这一幕。

上海的王明找到何宝珍，告诉她说，党中央安排刘少奇出任江苏省委书记，在他没回国期间，由自己代理工作，他让何宝珍劝劝刘少奇不要在莫斯科和共产国际顶牛。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一手策划下，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王明等人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提出一系列“左”倾的观点，开始了长达4年之久的“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

洛佐夫斯基和格里涅夫晚上到刘少奇宿舍找他喝酒，他们祝贺刘少奇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洛佐夫斯基称他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是语言障碍，刘少奇坦言问题的关键不是语言而是思维方式，他们的头脑里有习惯势力和大俄罗斯主义，自以为可以凌驾于其它民族之上。刘少奇的话激怒了洛佐夫斯基，他索性直接表明来意，不希望刘少奇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刘少奇则坚持要在会上实事求是地把中国的实际情况讲出来，格里涅夫警告他好自为之，不要带着亚洲和拉丁美洲一起闹事。

周恩来给何宝珍捎来了刘少奇的来信，信中刘少奇表达了对妻儿的深切思念之情，他知道自己在莫斯科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但对做过的事无怨无悔。他现在意识到共产党人的品质和修养不只是中国党员存在的问题，在共产国际里也有，决定用最真诚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书中论述这个问题。

共产国际议上，曼努伊尔斯基赞扬了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刘少奇做为中国代表发言，指出曼努伊尔斯基对中国共产国际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国内城市的工人运动远落后于农民运动，而且党中央在重要时刻犯了严重的右倾主义错误。会后，洛佐夫斯基暴跳如雷，指责刘少奇公开挑战共产国际的权威和领导，是严重的右倾主义错误，必将受到严厉的批判。他很快向斯大林提交了对刘少奇政治诉讼的申请。

1931年，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刘少奇担心国家安危，申请马上回国参加战斗。洛佐夫斯基最终同意刘少奇返回中国，但将写有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问题的信一并邮寄回了中国。

贺恕妻子因组织不安排工作心里苦闷借酒消愁，她告诉何宝珍，今天是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忌日，他们前前后后丢了五个孩子，被敌人活活杀死了四个，最后一个也迫不得己送给了老乡，至今生死不明，他们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党组织却不信任他们，至今不给分配工作。何宝珍安慰她说中央正处在危机中，前不久出了向忠发、顾顺章两个叛徒，王明也不知躲在了哪里。贺恕妻子气愤真革命太难了，像刘少奇一次次被戴帽子，一次次被免职调任，何宝珍也伤感起来，二人喝起了闷酒。

刘少奇回国前，向在莫斯科的李立三辞行，李立三一直在共产国际做检讨，他自知愧对刘少奇，更自责因自己错误的策略导致大量的同志牺牲，刘少奇鼓励他振作起来，他坚信二人终会并肩战斗。委托李立三代替他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李立三对刘少奇的宽容深表感激。

刘少奇回国后，上海的中央对于刘少奇职位的安排有所顾虑，但考虑再三，还是保留了刘少奇政治局委员及职工部长的职位。王明还安排给刘少奇换大房子住，并找娘姨帮带孩子。

日本海军陆战队在1932年1月28日夜对上海当地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奋起反击。上海战斗异常激烈，刘少奇一回国便投入了这场血战，他安排贺恕发动群众用铁皮盒子自制手雷支援十九路军。党中央却在此时指示刘少奇立即发动罢工运动，开展斗争。刘少奇考虑当前形势和实际，决定组织发动沪西区的工厂罢工，并在工人中建立情报队，帮助十九路军掌握街道、楼宇、各处制高点和收集各地的敌情。他强调这次运动既是阶级斗争也是民族斗争，要建立与各级爱国人士广泛联系。很快，中央要求将共产国际《罢工与作战》的小册子印发学习，刘少奇认为，这册子讲的是赤色政权如何渗入黄色政权，这与中国的实际国情毫不搭界，而且与现在的战争形势也是格格不入，他决定不印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