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先云到武汉后按照征兵的办法重新组建成立了工人纠察队，这支新队伍全部有小学文化，成为准军事力量。英租界收回后，日租界的气焰又嚣张了起来，蒋界石加又加紧在南京另成立国民政府，刘少奇知道，大动荡和大分裂在所难免。很快，他收到上海急电：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国民党杀害了。

1927年4月，毛泽东和杨开慧来到武汉，许久不见的毛泽东和刘少奇来到江边畅谈。刘少奇困惑的是工友们被压迫的太久，他们提出的很多要求并不现实，他不知如此能有序领导他们斗争，又能满足他们的愿望。毛泽东建议刘少奇既不能冒进也不能落在后面，需要在实践中慢慢摸索。毛泽东主张马上实行土地革命，实现工农同盟的力量共同推进大革命，但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却认为他的观点激进，毛泽东在农村调查几个月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连党内刊物都不允许发表。毛泽东更担心的是党在和国民党的合作上一直摇摆不定，不争取主动权，也不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只搞纠察队这样的形式，而另一边蒋介石的羽翼日渐丰满，很明显要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而他们的党一点准备都没有，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党的前途很是担忧。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致使大革命遭到严重摧残。中国共产党果断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批评陈独秀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中被当选为中央委员。

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中央担心工人纠察队的枪会成为敌人利用的借口，决定让湖北总工会缴枪。会议上，大家让刘少奇做为中央委员表态是否执行这个命令。刘少奇告诉大家，纠察队名义上有三条多条枪，但从军队正式借出来的只有580多条，他建议：第一，立即将去年从军队借出来没登记过的枪找些破枪烂枪替换掉。第二，把好枪和纠察队里最坚定的同志连人带枪立即转移到叶挺和贺龙的部队里去。第三，来不及转移的枪立即掩埋起来。他的提议获大家一致认同。

反革命政变事件持续蔓延，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毛泽东奉命前往长沙调查真相，他连夜向刘少奇辞行，刘少奇将安源矿警团和萍乡煤矿里已经倾向我党的秘密党员和军官名单交给了毛泽东，中央已经安排他转移去庐山了。刘少奇坚信毛泽东在五大会上讲的工人和农民问题都是对的，二人紧握双手坚信胜利终会到来。

刘少奇接到上级指示，明天一早就离开武汉去庐山，考虑到革命情势骤然突变，为了女儿爱儿的安全，刘少奇托秉真找好了一名汉口的老工人照顾爱儿，何宝珍已失去了葆华，不想再失去爱儿，她原打算先把孩子送回湖南娘家，秉真劝她说湖南许克祥在到处杀人，别说共产党，只要和农运沾上边的一个不放过，连他都不敢回去，何况宝珍一个弱女子。何宝珍心里虽然万分不舍，但她知道国家不安定就不会有小家的安宁。

1927年7月，刘少奇离开武汉。两天后，武汉政府的汪精卫暴露反共面目，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领导、指挥的秋收起义爆发，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高举起了自己的军旗。

1928年春，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工作陆续转入地下，刘少奇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同妻子何宝珍来到天津，指导顺直省委的工作。他们到达第一个接头地点三会茶馆后没有对上暗号，又来到另一处接头地点仍然没有对上暗号。刘少奇怀疑天津的组织全被破坏了。决定再返回茶馆，他出发时瞿秋白曾说过顺直省委存在的问题非常紧迫，自李大钊牺牲后党内情况非常混乱，刘少奇此次是临危受命，是中央政治局对他的一次考验。

刘少奇再次来到茶馆在窗外听到了“王大哥”的称呼，他猜测这个王大哥很可能就是顺直省委书记王藻文。刘少奇径直闯入包间，很快和王藻文对上了暗号，确定屋里就是顺直省委的人。刘少奇看到桌子上的麻将心里一紧，王藻文先问刘少奇是否带来了中央的经费，接着其他人纷纷抱怨没人经费无法开展工作，连生计都难以维持，刘少奇让王藻文叫上省委的其他同志换个地方谈话。

刘少奇质问王藻文两个问题：为什么两处联络点的同志都脱岗？第二，他在街上看到天津的日本驻军今日是否反常。王藻文对此一概不知，刘少奇指出日本驻军从武装装备上看要出远门，而且往码头方向，王藻文这才安排人去打探消息。之后，省委的同志还是在追问经费的问题，甚至有人要打开刘少奇的箱子检查，王藻文更是表示中央不拨经费不如把顺直省委解散算了。刘少奇批评他们不能无端猜疑攻击党，党的经费是由苏俄共和和革命群众捐赠的，大革命失败后，捐赠渠道也被阻断，党因经费紧张未拨款和对顺直省委的看法毫无关系。

晚上，何宝珍生气顺直省委的王藻文和李德贵思想立场有问题，根本没有共产党人的样子，刘少奇告诉她，自大革命失败后，党从陈独秀身上吸取教训，提出革命领导层要工人化，王藻文和李德贵都是工人，所以理论水平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