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隆真开会回来，指责李梅五投敌，李梅五却无耻地请求她利用工人委员会的人为自己拉票，郭隆真断然拒绝，恼羞成怒的李梅五把她赶出了家门。郭隆真顶着风雪跑到刘少奇家中，刘少奇非常气愤，安排明天立即开会讨论李梅五的党籍问题，并报请中央开除李梅五的党籍。

李立三认为满洲至今不能举行像样的罢工、暴动和兵变，是一个可耻的失败。他认为刘少奇已是中央指导满洲和中东路斗争的障碍物，决定调刘少奇回上海。孟坚等人纷纷为刘少奇抱不平，刘少奇安慰大家坚守岗位，他会等待中央派来的同志到达哈尔滨交接完工作后再走。但他的这个请求李立三并未同意，要求刘少奇立即回上海。刘少奇临走前交待孟坚等人二件事：营救在狱中的张贯一，并安排好从上海特训班回来的赵尚志等人工作。他在离任前下达了最后一条指令：调郭隆真任满洲省委常委工运会书记，组织工会活动。

刘少奇决定自己先回上海，何宝珍随后办完转办手续再走。晚上，何宝珍心疼刘少奇为满洲省委殚精竭虑，被抓进狱中毒打，如今却又遭中央批评。豁达的刘少奇一心为公，反思自己这次处理李梅五不果断，关键时刻差点被他分裂了组织。他更加坚定了要写一篇关于共产党人修养和品德的文章。

1930年4月，刘少奇回到上海，李立三在会上严厉批评了他迟迟不执行中央指示，将罢工运动变成了复工运动，擅自将口号改成了拥护红毛子，在反对武装进攻苏联的口号上又加上了反对东北的殖民地化，这是典型的反中央反国际的狂妄行为。会上贺恕因此事和李立三吵了一架，他反对现在派刘少奇去泸东工作，要求中央给刘少奇安排长期住所，但李立三却只给刘少奇安排了中央接待处的临时住所，贺恕夫妇便让刘少奇与他们同住。

一日，刘少奇和李立三沟通，认为中央对满洲和自己的批评有一些观察不妥当，他们制定的工运策略是将群众的要求与中央指示结合起来执行，建议中央要从实际出发进行批评指导，而不能站在一边说风凉话。李立三听了火冒三丈正要发作，有人汇报：满洲新省委执行了中央指示，连续搞了两三次示威活动，大前天，杜兰亭、陈尚新和赵尚志三人被宪兵逮捕，除赵尚志外，其他二人叛变，省委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以及团中央巡视员全部被捕。刘少奇走后仅18天，满洲省委便遭到自成立来最严重的一次破坏。刘少奇担心何宝珍凶多吉少，忍不住潸然泪下。

奉先，何宝珍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到大帅府门口与组织接头时，正逢国民党军警抓捕共产党，何宝珍临危不乱，斩定截铁地说她曾带了张学良的大闺女张闾英十二年，这才侥幸躲过了一劫。因奉先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自己和孩子的安全，何宝珍不得不回到了上海。

何宝珍与刘少奇会合后不久，贺恕夫妇从江西回来向刘少奇诉苦，他们去重建江西省委，但省委遭到敌人破坏严重，二人好不容易逃出来到上海，李立三却指责他们胆小怕事，不给安排工作。刘少奇看出二人还没住处，坚持让他们搬过来同住。贺恕夫妇决定先出去找份工作解决吃饭的问题。

李立三致电共产国际斯大林，要求苏工将苏联远东境内的煤矿工人和林业工人武装起来，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向满洲的日军开战。他想用这种办法将苏共推向前沿。但莫斯科的斯大林看了电报后，认为他们最大的威胁来自欧洲，而不是日本，他回电中国共产党荒唐盲动的路线是错误的，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

1929年的10月，共产国际曾给中共中央来信，断言“中国已进入深刻的全国危机时期”，已可以实行革命，推翻反动政权。在这种背景下，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人，制定了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所有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多月，但党和红军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斯大林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当面解释。

刘少奇家里已经没钱买米了，他让何宝珍先把自己冬天御寒的皮袍子当了，刘少奇告诉何宝珍，中央让他做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去莫斯科参加赤色代表大会，何宝珍为他高兴，认为他能当团长说明中央认可了刘少奇在满洲的工作。

1930年夏，刘少奇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的团长，在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并当选为职工国际执行局的委员留在了莫斯科，与他曾赴俄学习的东方大学教官格里涅夫共事。刘少奇在大会中反对到黄色工会中去搞赤色反对派的决议。会后，洛佐夫斯基询问刘少奇原因，刘少奇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赤色工会力量很弱，中国黄色工会170万人，而赤色工会不到5万，在这种情况，要想公开地打到黄色工会中去搞赤色反对派，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还列举了李梅五想通过选举进入黄色工会结果被骗，不但没当上会长副会长，连参与议事的权利都不给他，而且他带过去的工人都跟着黄色工会跑了。洛佐夫斯基认为这是一个狭隘的经验，刘少奇当即向洛佐夫斯基递交了一份修改决议案，建议与原来的决议并行考虑，洛佐夫斯基勃然大怒，认为刘少奇狂妄自大，警告他反对提纲和决议的行为非常危险，必将受到追究承担后果。

从洛佐夫斯基办公室出来后，同行的同志提醒刘少奇，苏联正在清党，情况很严重，正在中山大学就读的杨尚昆称他的30多位同学都因为托派或托派嫌疑被逮捕了。